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赶考路

时间: 2023-01-01 05:46:55    

赶考路

 

来源:中国军网-解放军报作者:李春雷
 

党的二十大鲜明提出“三个务必”。从西柏坡到北京,从“两个务必”到“三个务必”,生动彰显着中国共产党人在“赶考之路”上的自觉、清醒和坚定。在新年即将到来之际,我们刊发历史散文《赶考路》,与读者一起重温光荣岁月,牢记初心使命,以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,在新年的阳光里开启新的篇章。

——编 者

赶考路

■李春雷

应该说,国共和谈破裂之后的1947年,战争形势相当严峻。

1946年6月26日,国民党军队以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,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。1947年3月,胡宗南指挥25万兵力,在100多架轰炸机的配合下,全力重点进攻党中央和我军总部机关的所在地——陕甘宁边区,而保卫延安的部队,不足3万人。

一时间,黑云压城,岌岌可危,千钧一发。

3月14日,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停播。

3月18日晚,中共中央机关主动撤离延安。

其后一年时间,毛泽东率领着这个被西方媒体称为“一个800多人的国家”的中共首脑机关的男女老幼,在美式装备的追击下,辗转在陕北的枣林沟、小河村、王家湾、朱官寨、神泉堡、杨家沟一带,昼伏夜出,风餐露宿。

这是我党历史上又一次危险而艰难的长征!

3月底,中共中央在枣林沟召开紧急会议,决定:毛泽东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留在陕北,但改名换姓,各取代号;刘少奇、朱德等,则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,东渡黄河,向华北方面转移,担负中央委托之任务。随后,又决定由叶剑英、杨尚昆等率中央和军委机关大部分工作人员,暂时驻在晋西北,组成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。

其实,历史的脚步选择驻留西柏坡,是一次必然中的偶然,也是一次偶然中的必然。

匆匆忙忙的枣林沟会议,对中央工委的落脚之处并没有明确,只是约略而言“前往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,进行中央委托之工作”。在中央工委转移的过程中,曾有过前往晋冀鲁豫解放区的计划,但到达晋察冀之后,聂荣臻盛情挽留。

时任中央工委秘书长的安子文后来追述:“这时晋察冀领导同志提出,他们地区存在许多问题,包括如何打仗的问题,石门是京广、德石、石太三条铁路交点,还没有解放,张家口又失守,及土改问题等,想留中央工委在晋察冀。会后向中央作了请示,毛主席回电批准留晋察冀。”

经过反复考察和比较,落脚点最后确定在平山县西柏坡村。

选择这里,自有它的道理。

平山县是红色老区,群众基础好,是著名“拥军模范”戎冠秀的故乡,也是风靡各大解放区的歌剧“白毛女”原型人物的故乡,更是保卫中央总部的“平山团”的故乡。

再一个原因,就是这一带相对富庶。将来附属部门迁来,便于安置和供给。

还有一个更隐秘的原因:西柏坡是一个普通小村庄,人员单纯,不显山露水,便于保密。

最重要的原因是地形和地势。这里位于太行山东麓,滹沱河北岸。背靠大山,面临平原,能攻能守,可进可退。若战局顺利,可东出华北大平原,占领石家庄,控制京广铁路,进而南北蔓延,直达京津和中原。如有不测,则可撤回层层叠叠的八百里太行,如虎入深山、龙归大海。

1948年3月23日,毛泽东、周恩来率中央前委机关一行在陕北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。而后,大队人马经晋绥解放区,过恒山余脉,进入雁门关,抵达五台山脚下。

4月11日,毛泽东一行冒雪过五台山,经鸿门岩险地,终于在次日傍晚到达晋察冀军区机关所在地——阜平县城南庄。

一个多月后的5月27日,这一队人马,又悄悄地潜入西柏坡。

经过一年多的艰苦转战,随着战局好转,一种全新的生活就要开始了。

坐卧太行,东望中原,北望京都。

1948年9月8日至13日,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大伙房里召开了一次政治局会议,史称“九月会议”。

这次会议最醒目的亮点是,提出了今后的工作任务:用5年左右时间,建军500万,歼灭国民党正规军500个旅(师),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统治。

应该说,这是一个大胆的宣言。

的确,此时全国的军事、政治和经济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,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初期的430万人减少到365万人,被解放军分别钳制在东北、华北、西北、中原、华东五个战场上,能够进行战略机动的兵力已经寥寥无几。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,由战争开始时的127万人发展到280万人,虽然在数量上仍属劣势,但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已大大超过对方,战斗力更是大为增强。特别是解放区已经全部完成土地改革,广大农民努力发展生产,踊跃参军支前。

南京和西柏坡,一个大都市,一个小山村。

这两个在各方面都有极大差距的地方,是当时世界的焦点。

在毛泽东小院的西北角,有4间低矮的土砖房,是解放军总部兼军委作战室。

4间房子,总面积只有35平方米,里面摆放着三张桌子,一张归作战科,一张归情报科,一张归资料科。桌子上放着几部手摇电话机和军用电台,墙上挂满了军用地图和作战参谋绘图。

这,可能是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。

就是在这里,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组织谋划了包括辽沈、淮海、平津三大战役在内的24次重大战役。

他们指挥着数百万军队,在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纵横驰骋,把人民战争中血与火的华彩乐章演奏得行云流水、惊天动地,构成了中国战争史上一幅气势磅礴、波澜壮阔的画卷!

1949年3月5日,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,以一种低调、简朴、保密的形式,在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召开了。

这是中共在解放战争时期召开的唯一一次中央全会。

会场中央的主席台上,没有鲜花,没有桌签,更没有麦克风。台下的座位是一排排小板凳,大家随便坐。

毛泽东在会议第一天所作的报告中说:“从现在起,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。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……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!”

二十多年来,中国共产党工作在农村,兴旺在农村,面对陌生的城市,他们能适应吗?

中国严峻的国情摆在面前: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是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。

如何使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,尽早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。这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最大的历史任务!

如何开始着手各项建设事业?

会议号召全党同志必须全力学习工业生产的技术和管理方法,学习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、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。只有将城市的生产建设工作恢复和发展起来了,将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了,并使工人和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,我们的政权才能够巩固。否则,党和人民就不能维持政权,就会站不住脚,就会失败。

会上,周恩来就财经、金融、交通、工业等方面工作发表了系统意见。

七届二中全会最响亮的声音,无疑是明确提出了“两个务必”重要思想。

也许,毛泽东始终忘不了1945年与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率的“窑中对”。耿耿诤言,响震在耳!

几年过去了,中国革命胜利在即。他的心中充满了喜悦,但更多的是沉重。现在,也许他想得最多的已经不是那位拼打了近30年的蒋介石,而是已经去世300多年的李自成。

那一幕悲剧,常令历史老人慨叹唏嘘。

毛泽东在报告中警醒地指出:“……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,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,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;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,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,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。”

接着,他语重心长地向全党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告诫:

“……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的作风,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”

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不容易,建设新的社会制度更艰难。

为什么我们的国歌选定《义勇军进行曲》?为什么我们每天都在反复吟唱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?

就是要时时警醒,时时激励,时时自勉。

两个务必,永远务必!

公元1949年3月23日上午。

毛泽东听完广播,吃完早饭,已经11点了。11辆吉普车和轿车,以及10多辆大卡车,都已准备就绪,停在门外,准备向北平进发。

看着长长的车队,毛泽东意味深长地对周恩来说:“今天是进京的日子,我们‘赶考’去。”

周恩来笑说:“应当都能考试及格,不要退回来。”

毛泽东稍稍沉思了一下:“退回来就失败了。我们决不当李自成,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。”

赶考,他再次想到了赶考。

李自成,他再次想到了李自成。

毛泽东最清楚,他的战友和队伍是一群什么样的人。

经过20多年的战火硝烟、枪林弹雨,很多人牺牲了,很多人掉队了,很多人叛变了,只有这些人硬邦邦地走过来了。无疑,他们是坚定的。

但他同时也清醒地知道,几千年的小农意识和封建思想,在数百万共产党员中的影响有多么深刻!

马蹄声远,辉煌影近。

青春的中国共产党,就像一个进京赶考的青衿学子,背着行囊,黎明起身,踏着曙色,匆忙赶路……

2013年7月11日,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来到西柏坡。

他说:“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,毛泽东同志说是‘进京赶考’。60多年过去了,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,中国人民站起来了,富起来了,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,应该说,党面临的‘赶考’远未结束。”

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,习近平总书记更是提出:“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,务必谦虚谨慎、艰苦奋斗,务必敢于斗争、善于斗争,坚定历史自信,增强历史主动,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。”

从“两个务必”到“三个务必”!从新中国到新时代!

实际上,赶考,对于一个国家、一个政党来说,是一个永恒的课题,是一个永远的过程。而人民,只有人民,才是最广大、最权威、最公正的考官!因为他们,只有他们,才代表着最迫切的现实,最根本的利益,最长远的未来。只有老老实实、兢兢业业地交上一份份合格的答卷,才能赢得他们的热诚拥护和全力支持,从而实现真正的国家繁荣和民族振兴。

人民,是永远的江山。

人民,是永远的考官。

赶考,永远在路上。

新时代,新赶考!